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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的B面

时间:2019-07-11 20:11     来源:万博

  最近和一些金融圈的朋友聚会,贸易战一定是躲不过去的话题。做二级的朋友大部分都遭受了损失,说起来都是愁云惨淡,但做一级的朋友似乎乐观的多,甚至有人说要感谢贸易战,因为贸易战一开打,从美国回国创业的博士明显变多了,从中挖出了不少好项目。这是个有意思的故事,也让想起了对岸哈佛大学Jeffrey Frankel教授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大部分美国人都在为贸易战煽风点火,但他却列了七点理由反对特朗普的这种策略,理由是钢铁关税会损害汽车企业和消费者、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等等。

  一个问题必然有AB两面,辩证的去看待中美关系的这场变局,谁受益谁受损还真不好说。从美国的角度看,如此积极的发起贸易战,能获得一些短期利益,但也会付出很多代价,历史也早已证明,贸易战很可能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反观中国也是一样,过去一年多我们的确经历了很多阵痛,市场也跟随者两国关系起伏不定,但这只是问题的A面,今天就让我们换个角度,看看这场贸易战的B面。

  第一,贸易壁垒不一定会倒逼制造业回流美国,反而可能使原本计划在美投资的中国企业放缓步伐。美国加关税的目的之一是增加企业在中国生产的成本,倒逼美资撤离中国回流美国,甚至倒逼中国企业不得不在美国设厂,实现制造业和资本的流入。但实际上,在美国一些行业的国内价值链、供应链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中间品难以在国内低成本获得,导致美国国内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严重挤压利润空间。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教训,人为设置贸易壁垒的方式带不来制造业回流。2017年时美国曾对中国自行车设置贸易壁垒,本意是刺激本国自行车制造商加速设厂,但几乎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美国最大自行车制造商肯特集团虽然在关停工厂26年后重新开设工厂,但经历了多年中国自行车的进口冲击,美国本土不再生产低端廉价的自行车零组件,美国厂家没有能力满足供应,其使用的40种零组件只能全数进口亚洲,加征关税只是徒增美国本土企业的成本。贸易战使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大,原本打算在美国设厂的中国制造商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华为已经宣布在美国的57家工厂全部撤离,并打算在南京开启新的生产线年起在美国大规模投资建厂的福耀玻璃,在本土化生产过程中经历了不少波折。在目前美国政策动荡的背景下,这样的中国企业如果遭到美国的打压,是否会继续选择在美国设厂也是一个问题。

  第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美国对全球发起贸易战,客观上拉近了中国与欧盟、日本等巨头的关系。美国并非是只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全球采取孤立主义。对日本,从未放过。美国曾在1960-1990年间挑起贸易战,这次美国也没有放过日本。4月时特朗普要求安倍在北美增加400亿美元的投资,用来兴建工厂制造汽车,拉动美国的经济和国内就业。还不到一个月之后又说日本汽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只是延迟增收关税,使丰田等公司受损。对欧洲,矛盾也从未停歇。2018年时,美国提高钢铝关税到25%、10%,6月临时豁免到期后,欧盟却未能得到永久性豁免,导致欧盟开始对美实施反制关税。2019年4月,特朗普政府又威胁对价值约110亿美元的欧盟商品加征关税,作为对欧盟补贴空客的报复,引发欧盟的一波反弹。美日欧盟友关系阴云密布,客观上给中国与日本、欧盟的关系提供拉近机会。美国退出TPP后,日本就加强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2018年10月以来,中日关系在政府层面得到改善,安倍时隔7年再次开启日本首相正式访华,两国随即重启货币互换协议,规模达2000亿人民币,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欧盟在3月提交的《中欧战略展望政策报告》中14次使用“接触”一词,而未出现“遏制”,表明虽然欧盟在部分问题上也与中国存在分歧,但并不喜欢美国无视国际规则的行事方式。在美国封锁华为的问题上,欧盟委员会表示不打算禁止华为等中国企业参与欧洲的5G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英、德、法等国纷纷表示不会支持美国对华为的禁令。如果美国继续升级与欧盟的贸易冲突,那么中国有机会进一步拉近与欧盟的关系。

  第三,美国意图封锁中国已取得领先地位的通信行业,反而证明了中国通信产业链存在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和成本优势。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贸易战前期,日本生产的半导体芯片量大质优,DRAM占据了全球近80%的份额。美国英特尔被迫退出DRAM存储业务,还险些倒闭或被收购。1986年美国意图通过强迫日本开放半导体市场,打压日本的领先的半导体芯片产业。其中包括要求日本保证5年内国外公司获得20%市场份额,还对日本出口的3亿美元芯片征收100%惩罚性关税。日本由于向美国妥协,其半导体芯片产业掉头下滑,市场份额一路萎缩。韩国以三星为代表的半导体芯片业借机突围,不仅说服美国仅征收0.74%的反倾销税,还获得美国半导体标准化委员会认可,使日本半导体芯片的地位的不可替代性下降,吞掉了日本半导体芯片业近70%的市场份额。在本轮贸易战中,美国试图重演对日本的打压战略,不仅对华为等在通信行业领先的企业进行技术封锁,还想控制欧洲各国加入到封锁战线中。但市场终究会做出理性的选择,美国的封锁反而使欧洲发现由于华为强大的独家技术和完整的互补产业链使其在5G建设上有短期难以替代的技术和成本优势,如果不与华为合作建设5G,其运营成本将大大提高,无疑会拖慢欧洲的5G部署进程。正如塞尔维亚外事委员会主席所说,“直到美国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才明白中国已经超过了你们”。因此许多欧洲国家并不支持美国的禁令,西班牙、英国、瑞士等国家已经在一些城市使用华为技术开通5G网络,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封锁可能引发的反弹远比想象的更大。

  第四,原有国际贸易秩序受到挑战,国际贸易格局加速重组,中国有机会受益于新的贸易市场。美国打破了原有的WTO贸易体系,迫使很多国家开始寻求建立新的贸易体系,这可能催生或加速区域型贸易协定的出现。最有可能受益的就是欧亚大陆,比如中日韩贸易区和RCEP自贸协定。中日韩贸易区于2002年首次提出,但之后由于三国在政治、历史、经济、外部制约等一系列分歧被搁置。而在当前东北亚地区关系缓和,美国贸易战威胁不断的背景下,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于2018年12月在北京低调重启,2019年4月的第十五轮谈判也取得了积极进展。RCEP是由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16方共同构成的高级自由贸易协定,是由东盟于2011年提出并主导推动的区域贸易协定安排。但是自2012年启动以来,RCEP谈判并不十分顺利,由于各国在自由化水平上的分歧难以弥合,历时超过5年的谈判终究也未能达成一致。2018年开始,受贸易战背景催化,谈判速度明显加快,各国共同表示希望在2019年达成协议。如果正式签署协议,其将涵盖全球约35亿人口,GDP总和将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经济效应远高于TPP,形成符合亚太地区发展利益的规则体系,增强中国争取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主动权。

  第五,美国收紧留学生和移民政策,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环境对留学人才的吸引力增强,加速国际成熟人才回流。国家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66.21万人,同比增长8.83%。赴美留学占海外留学的很大比重。领英在2018《中国海归人才吸引力》报告中指出,海归人才来源国家分布中,有40.7%到美国留学。在贸易战的影响下,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在不断收紧,包括对STEM专业留学生的严格审查,学费的上涨以及针对中国留学生签证的收紧,就业环境并不友好。反观国内,科技创新和转型导致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量持续增加,中国对海归人才的吸引力可能会因为贸易战进一步增强。2018年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数为51.94万人,同比增长8%。拥有较为丰富经验和资源的30-40岁海归占比从16.5%上升至30.6%,计算机科学专业海归数量在6年间增长了2倍多。正如文章一开始我们讲到的故事,未来这个速度可能进一步加快。

  第六,美国退出重要国际组织和贸易协定,中国在国际组织中话语权将进一步提高。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经济全球化并未能使中下层阶级和蓝领阶级受益,因此反全球化思潮一直高涨。特朗普上任后,第一要事就是退出了以美国为主导的TPP,随后又先后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这些举动不仅中断了美国自由贸易的脚步,而且削弱了美国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者的角色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如退出TPP削弱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退出伊核协议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美国的退出给中国参与重新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提高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提供了机会。美国在贸易战中主动破坏WTO规则,对大多数贸易伙伴采取语言抨击和关税威胁,其做法本来就不得人心,而相比之下,中国的态度有理有利有节,占据道德优势,在国际上显然是一个更开明的贸易伙伴。TPP原本是美国联手各成员国遏制中国的战略,如今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TPP被搁置,将给予中国一定的缓冲期,同时中国也可以借此机会组建如RCEP等新的国际自由贸易组织,提升中国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话语权。

  第七,关税反制提高部分进口商品价格,一些外国企业不得不降价巩固市场份额,反而使国内消费者享受更低的成本。贸易战中,美国加征关税,中国也展开反制措施,对美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一般情况下,加征关税会导致进口商品价格提高,消费者成本上升。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进口商品价格提高冲击其国内市场份额,生产商不得不降价以巩固市场地位,反而给消费者带来更低价的商品。2018年6月,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随后中国宣布反制,美国进口汽车关税从15%上升到40%,随之而来的是特斯拉在国内销售车型价格的大幅上涨。由于售价过高,特斯拉2018年三季度销量锐减,中国乘联会数据显示,第三季度特斯拉在华销量下滑37%,进入10月份更是暴跌70%,销量跌至只有211辆。由于当下国内高端电动汽车市场并非特斯拉一家独大,除了蔚来、小鹏等国产品牌,奥迪、宝马、奔驰等都在布局抢占市场,特斯拉只能选择在中国区在售车型进行大幅降价以巩固市场地位。2019年3月1日,特斯拉宣布8款车型降价,降价幅度最高达到34万元。诚然降价行为使旧车主利益受到一定损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的加征关税反而使国内消费者有机会享受更低的进口汽车成本。

  第八,外部危机往往成为倒逼国内转型的契机,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韩国都是如此。第一次石油危机使日本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财政支出开始更多的分配到民生相关的方面,社会保障支出占比从60年代的15%上升到75年的20%。产业结构顺势调整,帮助结构性萧条产业出清,日本制造业的支柱产业,从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转为汽车、家电、机械等组装加工业,完成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拓展的转型。韩国的改革则是亚洲金融危机倒逼的结果。70年代末-80年代,韩国政府为整顿重化工业产能过剩,盈利恶化的问题,采取了增强垄断,限制准入,提供信贷和税收优惠的反竞争措施,反而导致财阀势力不断壮大,政府隐性担保令企业过度追求规模扩张,过剩产能迟迟得不到出清。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启动金融、企业、政府、劳动四大部门的结构改革,其中金融部门改革居首。包含整顿不良金融机构和清理不良债务、开放金融市场、建立独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培育资本市场四大方面。同时实施了“5+3”原则的企业部门结构改革,彻底解决了企业大而不倒和财阀垄断的顽疾,从而使经济转危为安。

  第九,华为等类似制裁事件倒逼国内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快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中兴制裁、华为封锁等事件不是个案,目的是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这让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不得不加大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投入,短期看会有一定损失和成本,但长期看绝对是好事。韩国和台湾在增速换挡期阶段,都是在外部环境的倒逼下加强政府引导,整合资源集中发展高新技术。上世纪90年代,韩国受制于汇率的上升和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冲击,轻工业出口大幅下降。借着全球信息化的浪潮,1975年韩国政府公布了扶持半导体产业的六年计划,以财阀为主要抓手,推动资金、人才和技术集中整合。例如为发展半导体,韩国专门设立了隶属于科学技术部的韩国高级科学技术研究院和韩国电子技术研究所,无需进行考试,专门培养具备实际应用能力的高级人才,进行国家级技术的研发。至2000年,韩国电气电子行业占制造业比重由1970年4%跃升至25%,2018年全球半导体市场销售中,三星和海力士分别占据第一和第三位,市占率总和超过20%。1980年起,台湾当局开始扶持电子产业。成立号称“台湾硅谷”的台湾新竹科技园,充分发挥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优势。并成立创业投资基金,发挥资金密集优势。在此背景下,台积电成立之初还得到了台湾“国科会”1亿美元的资金扶持,此外,台湾工研院电子所的部分人员和技术也随后迁入,董事长张忠谋正是台湾工研院的院长。由于台湾当局资金和技术上的扶持,台积电得以顺利起步,也为台积电日后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从1992年至2017年,台积电每年研究费用从500万美元快速增长至27亿美元。目前已经发展为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企业,是华为重要的供货商,市场份额超过50%。韩国和台湾的经验表明,政策性扶持对于早期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突破核心技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高额的资本投入是形成竞争力的关键。

  中国有句古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中美贸易战的A面已经很清楚,但B面还藏着很多我们没发现的故事。保持耐心,一切留给时间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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